，经常穿着一身保守的西装，搭配蝶形领结，看起来是南京城里一名典型的中年西方南人。不久他成为德国国社党在南京的主要人物，同时管理他自己的一所包括小学生和中学生的一所德国学校。

　　几年后，拉贝变为纳悴主义的一个忠诚的支持者，并成为纳粹党在南京的代理负责人。1938年，他告诉德国听众：“我不但相信我们政治制度的正确无误，而且作为国社党的一个组织者，我百分之百地支持拥护这种制度。”

　　几十年后，拉贝的外孙女厄休拉·莱因哈特坚持认为，拉贝主要是把纳粹党看作一个社会主义组织，并不支持它在德国境内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迫害。有足够的理由说明这种看法是确切的。拉贝在南京参观各个部门期间，一再用社会主义术语概述他的纳粹哲学：“我们是为工作而战的人，我们是工人的政府，我们是工人的朋友，危急关头我们将决不会脱离工人一边。”

　　当他的大多数德国同事早在日本军队到达南京之前，就听从朋友和使馆官员的劝告启程离开中国的时候，拉贝选择了留下，并不久就当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。即使在日本使馆官员召见他，并强烈要求他离开的情况下，拉贝依然坚持留下。南京陷落期间，受上司派遣去保护拉贝的日军少佐冈问他：“你究竟为什么要留下来？为什么你要卷入我们的军务呢？这些事又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在这里又不曾失去任何东西！”

　　拉贝停倾了一会儿，然后回答冈少佐道：“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30多年，我的儿孙们都在这里出生，而且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快乐，事业也很成功。我始终受到中国人的礼遇，即使战争期间也不例外。如果我在日本也居留30年，并同样也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礼待，那么你尽可相信，当遇到像现在中国所面临的这种紧急关头的时候，我也绝不会离开日本人民的。”

　　这个回答使尊奉效忠观念的日军少佐消除了疑虑，心悦诚服。“他嘴里喃喃自语着什么军国主义的义务，并且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转身走了，”拉贝记下了这件事情。

　　但是拉贝之所以不走，还有一个更为个人的原因——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中国雇员的安全。他们是西门子公司一批能干的机械师，他们养护着南京市主要电力厂的涡轮机，各部门的电话系统和时钟，警察局和银行的警报器，以及中央医院的一台巨大的X光机。“那时我有一种预感”，拉贝写道，“——但是到现在我才知道——如果我离开他们的话，他们所有的人即使不死也会受到严重的伤害。”

　　那一年，拉贝在南京躲过了无数次空袭，他常常是躲在一个加着几块厚木板的防空洞里。衣服也不够，尤其是在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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